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为什么是最根本的自信？我们现在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呢？
中国自古以文化立国
不自信，无以立国。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信，首先来自于我们有一份独特而丰厚的文化传统。
中华文化的特色是尚文。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无比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是立国之本，古代圣贤重视的是文化的高明，是仁政，是弘扬人的善性从而靠拢与把握天道的天人合一。孔子在蔡地遇到危难，说是“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危难之际，他想着自己的使命是斯文济世、天下归仁。孔子说，“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他称颂周代继承了夏商两个时期的文明礼制，主张继承周礼。他还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注重的是文化守护与传承。
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都被中原文化所折服，他们接受了也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参与，扩大了中国的疆域也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同时，中华文化也从未停止接受域外文化影响，引进消化吸收融和，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活力，扩充了中华文化的空间。
中华文化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它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于我们接受信服共产主义学说。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会使人想到理想社会的图景。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老子与孔子都提倡的“无为而治”，与马恩国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遥相呼应。20世纪的中国接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非偶然。
中华文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孝悌忠信、以文化人、中庸和谐的思想，它的慎终追远、吾道一以贯之、天下定于一的认定，它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的说法，它的克勤克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态度，它的以清廉忠诚为荣、以贪腐奸佞为耻的价值坚守，它的对于君子、士、大丈夫等社会精英的期待与要求——“恭宽信敏惠”“和而不同”“反求诸己”“坦荡荡”“有终生之忧、无一时之患”等，至今活在十三亿人民包括海外华侨的心中，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亿万人民的共识，是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但同时，长期缺少挑战与突破，对于“天下”即世界情况的知之不多，加之陈陈相因的学风，也使中华文化远在明代，在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渐渐显出滞后与不足。而在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入侵，我们更陷入了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卓越的晚清文化大家王国维在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夕自杀，称自己“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寅恪说，王国维的自杀是“不得不死”，因为他感觉到中国文化面临着灭顶之灾。而《天演论》译者严复，这位企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唤醒国人的启蒙者，最后却落得在大量吸食鸦片中毙命的命运，令人长叹。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天提出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一个时代性极强的命题。它的提出，回顾了数千年的世界史与中华史，总结了近现代中华文化经受的锻炼与考验，又针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变化。完全可以说，我们“现在更有理由文化自信。”
五四运动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
有一种糊涂观点，既然传统文化这么好，那么，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与改革开放、引进各种外来观念，才把规规矩矩的传统文化搞乱了。有人甚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相提并论。
问题很简单，请这些人读一下《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就会知道，绝对不是革命搅乱了传统文化，而是文化危机、人心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生存危机一道，激起了无法抵挡的新文化运动、人民革命，并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近现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曲折道路、动荡不安，不是无事生非，不是自毁瑰宝，而是绝地求生、悲壮救亡，是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从头收拾旧山河旧文化的趋势使然。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通过“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与爱国主义的提倡，通过马克思主义振聋发聩的传播，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受到针砭时弊，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痛切反思自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华传统文化革命化、大众化，从而开始实现创造性的转变、创造性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革命的艰苦实践，也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文化中已有的英勇献身、艰苦奋斗、百折不挠、联系群众、五湖四海、敢于胜利、善于斗争的精神。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冲击，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扬，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我们生活在甲午战争或者八国联军入侵的年代，我们还能有什么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豪情。毛主席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也将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新中国扫盲、普及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发展教科文卫体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谈何容易？
改革开放近40年后的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重要节点，再一次使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之历史命运。我们温饱了，进步了，小康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分量了，中华文化在今天能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支持？能为人类作出什么贡献？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面貌与世界相处？
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当初之所以能打败各种势力，走上执政的位置，一个充分的理由便是，它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文化精华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同时也延续了中国“邦以民为本”（尚书）、“民为贵”（孟子）的思想。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与中华文化的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是一致的。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与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与老庄孔孟的以弱胜强、得道多助、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主张相佐证。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无不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互文互证。毛泽东在与各种洋八股党八股的斗争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来成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基础。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弘扬了也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实现并且继续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本土化、时代化，也才能始终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不倒，拿出以中国道路和中国成就所证实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
我认为，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改革开放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停留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自欺欺人之中，我们就会自绝于地球，用毛主席的说法就是被“开除球籍”。而另一方面，如果丢掉了中华文化传统，也就丢掉了人心民意，切断了几千年的文脉，离开了自己脚下的土地，自绝于本土与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某些时期的风浪中，例如“文革”后期人民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拥戴与怀念、对于“四人帮”的反感与结束“文革”的愿望，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一脉的忠奸观念与正邪分野的强大生命力。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民意基础上，不失时机地顺应潮流，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现了新局面。如今，党中央又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提出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转化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对中华民族使命的担当与自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提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提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提法，映射出来的正是中华文化统筹兼顾、中庸务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光辉。
这些正与中华文化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强不息、不进则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变革观，还有吾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的精神相对接。
在我国改革之初，西方一些政要，如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当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在接触过中国领导人之后，都预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布热津斯基20年前就预言：“中国可能不用太长的时间就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一种较为坚决而自信的姿态”。他们认为，用中华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国领导人，有一套自己的战略思想，是理想的也是务实的，是敏锐的也是有耐性的，是坚强的也是善于应对与自我调整的，是讲原则的也是足够灵活的，是善于保护自身又具有足够内存容量的。这正是中国思维方式所赋予我们的养料：不拒绝任何为我所用的启示与参照，不做刻舟求剑的傻事，同时懂得过犹不及，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循序渐进、稳中求快，保证改革不会走上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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