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把握“五大发展理念”

访经济学者常修泽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都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主体的“人民”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1986年即提出“人本经济学”课题的常修泽教授。他表示，“人民主体”与马克思提到的“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应系统把握“人”的三层内涵；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排除两种本位—“物本位”和“官本位”；应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纠正某些片面性的误读。

　　◎记者：应该如何理解您所说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

　　常修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恩格斯晚年在致卡内帕的信中强调，“除了摘出这句话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今天讲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可以并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了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一条线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线，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陡然上升；底下原本是两条线：一条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线，一条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线，之后城乡增长指数趋同。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线也在上升，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线”（可称为“国富线”）与“城乡居民收入线”（可称为“民富线”）两者离差很大，而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以致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反映了中国目前深刻的矛盾。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方对此颇为关注。本人曾提出要实现由“国富”到“国民共富”的转型。但在民富一时相对短腿的情况下，根据“十三五”期间着力“补短板”的精神，应强调“民富优先”。一方面，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同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通过“提低、调高、扩中（未来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达到总人口的6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使穷者不能再穷、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调节，同时扩大中产阶层，最后达到社会共生、共存和共富。

　　◎记者：您提到要准确把握“人”的三层内涵，能否更具体地阐述？

　　常修泽：“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共享发展，涉及八个方面的民生问题：公共服务供给、脱贫、教育、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健康中国及人口。在探讨共享发展时，要把握“人”的真谛，准确把握“人”的内涵，防止把人的内涵狭隘化，这需要从三个维度把握人的含义。

　　—横向上“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强调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共生（关于社会共生，有三条建议：“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要补短板，一个也不能少，特别是脱贫工作。

　　—纵向上“多代人”，而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注重代际公平，下代公平，给草根阶层提供上升通道。

　　—内核上“多需人”，而不是“单需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特别强调包括人的尊严在内的“高端人本”。

　　◎记者：为什么必须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

　　常修泽：这也不难理解。传统经济学存在两大问题：权力本位—政府主导型，根本问题是把人看成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物本位—GDP崇拜。在GDP崇拜—投资驱动型—政府主导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我们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这促生了“投资驱动型”模式，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政府主导型”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和“官本”思维，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克服“物本位”和“官本位”，人的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常修泽：我想从五个方面重点谈谈这个问题。

　　一、创新发展不只是科技创新，还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

　　现在讲的创新发展是升级版的创新，是2.0版的创新。原来讲的创新多是科技创新，虽然有时也讲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但更多的是技术创新。如今提出创新的定位是“四创加一等”，“四加N”模型，即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加一个“等”字。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是全面的创新，应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不仅贯穿国家的工作，而且贯穿党的工作，党也要创新。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几大理论创新。第一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个理论创新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这实际上包括两个创新。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习总书记把其列为八大创新第二个的前半段，后边还有一句叫“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是另一个。第三个理论创新是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这是给五大发展定位，在当今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把它定位为第三大理论创新。第四个理论创新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决定论。这又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正式定位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基础上提出的。因为在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即后来我们说的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21年后，即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第一次提出“市场决定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2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后，第一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伴随“决定论”，有学者提出“驾驭论”观点，认为虽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在市场上有一股政府的力量在驾驭着。这就又回去了，是思想界的一种反复。本人2015年给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建议时，有一个关于理念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市决政用”，就是市场决定、政府发挥作用。政府作用确实不能忽略，但“作用就是作用”，把其升格为“政府驾驭市场”，市场决定就被扭曲了。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拍板市场决定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又是一大理论创新。

　　接下来还有几个理论。例如，关于推动“五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

　　可见，中国现在第一位的还不是科技创新，而是理论创新。党中央把理论创新放在了第一位，因为理论搞清楚了才有生命力。要把创新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就是在中国要崛起，要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时候，拿什么理论让全世界70亿人信服？我们有些理论具有世界性，如绿色理念。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天人合一”思想，这样的思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老子《道德经》里有一些“道”的思想，也是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的思想。现代中国人创造了哪些世界性的理论？今天我们研究创新这个命题，需要深为思之。

　　总之，创新问题要全面地讲，理论创新是第一，制度创新是第二，科技创新是第三，文化创新是第四，以上顺序不能颠倒。

　　此外，对于创新驱动不能作单向度的理解，要有全面的把握，也就是“双驱动”。一是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驱动经济的发展，还要驱动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就是改变人自身的结构，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价值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

　　二、协调发展不只是城乡和区域协调，应从中国总体布局角度把握“全面协调”。

　　把握中国总体格局，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要把握六个要点。

　　第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本人曾在1988年建议实行“四沿战略”（沿海、沿江、沿线、沿边）。2015年，进一步建议“新四沿战略”。一是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二是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三是升级版的“沿线”战略，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拉动中国和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四是升级版的“沿边”战略，实施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等多种沿边发展项目。

　　第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目前中国的“毛城镇化率”是55%。这个城镇化率是指只要在城镇居住半年，有没有户口不看，享受怎样的福利不管，都算城镇化。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看人的城镇化率，看人是不是有尊严，有没有跟城市市民一样。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人的城镇化率”数据应是37.9%，人的城镇化率和“毛城镇化率”差了17个到18个百分点，约２.４亿到２.５亿人，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四，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上述“新四化”是对现阶段中国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新型工业化要求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创新驱动，属于要素投入结构问题；中国目前最大的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要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既包括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结构的升级，也包括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创新。

　　第五，提升国家硬实力与国家软实力，特别强调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国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的素质不高，这个问题对外交往增加以后更加显现。物质文明发展了，下一步就要着力解决精神文明问题，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第六，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三、绿色发展：注意把握“一策、两型、三生、四线”

　　“一策”就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两型”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三生”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四线”推进：技术线、结构线、政府线、市场线，即向技术要绿色，向结构要绿色，向规制和政策要绿色，向产权要绿色。

　　四、全面把握“开放发展”的丰富内涵：不仅实行对外经济开放，还要参与全球治理

　　如果说，前些年的经济开放重在发展开放型经济，那么，未来的开放重点恐怕就是争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还要特别注意对外开放中的“文明包容”问题。

　　五、全面把握“共享发展”的内涵，不仅要采取相关政策，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

　　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获得感”的实质，就是全体人民在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过程中实现共享或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