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特别是在形而上学领域出现了蓬勃的创造生机，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可视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典型形态。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潜力既来自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现实运动，与一支非常可观的高素质的哲学专业队伍有内在的关系。当代的中国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将会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伟大哲学理论。传统中国的中道、贵和的哲学智慧在面对当今全球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局面时，为之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也将促进新的中国哲学形态的诞生。

　　冯契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一个思想的分界线，则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展开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在这近40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哲学实际上处在快速的恢复与发展之中，尤其是近20年里，当代中国哲学在理论创新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仅以中国大陆的学者为例，荦荦大者，就有冯契、张世英、王树人、张立文、陈来、杨国荣、赵汀阳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冯契。

　　冯先生晚年推出《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融合马、中、西三大哲学系统的思想资源，创立了广义认识论，提出了“转识成智”的新智慧说；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不重视形式逻辑的缺陷，但对中国传统哲学重视辩证逻辑的特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社会实践与理想人格的培养方面，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主张，并在吸收、综合李大钊、鲁迅等的人格理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说。

冯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亦可说是其哲学的本体论）的前提下，集中关注了认识论、逻辑学与理想人格三个大的方面问题。其哲学的基本任务而言，是要回答中国近现代的主要问题——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即是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因此，他的哲学不是书斋里为了回答“哲学是什么”的纯学术性的哲学，而是通过对时代问题的哲学回答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因此，其哲学的基本性格是面向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与中国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哲学精神高度吻合。

　　冯契的“广义认识论”，其主要精髓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讲认识的辩证法，即讲从无知到知，从知到智慧的过程。从无知到知，既是一切哲学认识论要讨论的问题，也是科学认识的基本要求。在现代科学实证思想的影响下，近现代西方哲学主要讲从无知到知，特别关注知的本身特征。冯先生认为，哲学还应该讲如何从知到智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如佛学中，即是“转识成智”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儒家哲学里即是“性与天道”的问题。在中国化的佛教里，“转识成智”就是如何成佛的问题。在儒家哲学里，“性与天道”的问题就是成为圣人，即理想人格的问题。从无知到知，需要遵循形式逻辑的思维，这一点，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得不够充分，但现代哲学已经克服了这一缺点。从知到智慧，需要遵循辩证逻辑思维。这一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长处，而现代中国哲学因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精彩。

　　哲学认识不同于科学认识，哲学认识要涉及价值的评价，即要将对客观世界特征与规律的认识转化为与我的生存、生活相关的为我的知识，因而会产生爱恶、利害的判断。一切价值判断都与人的理性认识相关，而且是以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世界观作为标准的。因此，“理想人格”就其客体方面的内容而言，是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使自然合乎人性的要求与需要。就其主体方面的内容而言，是精神自由、自在、自为特征的集中表达。冯契认为，现代的中国哲学要为普通大众提供理想人格，不是为少数知识精英服务的，传统的圣贤人格、大丈夫理想并不适合于广大群众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当广大的人民群众摆脱了传统等级社会人对人的依赖，进一步再摆脱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之后，应当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者”（马克思语），因此“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就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普通大众的理想人格。摆脱了“两个依赖”之后的普通大众，既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也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并能真切地意识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大自然的内在联系，因而也能体会到个人与超越的天道之间的关系。因此，冯契提出的“转识成智”的“智慧”二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如被禅宗神秘化的“顿悟”之类的虚无缥缈的境界，而是指“真理的具体性”或对具体的真理的把握。而所谓真理的具体性，或曰具体的真理，即不是简单、生硬地把一些具有正确性的普遍原则胡乱地套在一切事情上，给出看似合理实际上是附会性的解释，而是恰当、正确地把握具体事物、处理具体的事情，使人的身心都能真切地处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以上是对冯契哲学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特征的简要概述，从这一简要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首先要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给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回答。然后在思想资源上要充分吸收马、中、西三大哲学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哲学的诸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除冯契这一典型的哲学理论之外，近40年来中国哲学的另一个新特征是，有一批专业的哲学家对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做了新的探讨，并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提出了新的哲学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思想。他们在本体论的建构方面都不约而同地偏向于对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系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批评，在吸收了现代哲学中的后现代哲学的某些精神气质，重视对感性、具体的存在或经验世界的把握，同时又超越西方后现代拒斥形而上学的做法，尝试建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以之来寻求对世界的统一性的解释与说明。这与当代英美主流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问题，关注语言分析或解释学等的倾向颇为不同。

　　晚年的张世英吸收西方后现代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哲学理论，并与中国哲学的阴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现实世界的精神相结合，批评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纵向超越”的形而上学，提出了“横向超越”的哲学形而上学，要求人们善于运用哲学的“想象”思维，在现实与历史，可见与不可见的物质的、具体的联系中理解世界的无限性与关联性，进而培养人的超越性思维。王树人在《“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一书中，通过对西方抽象哲学思维、逻辑思维的批判，提出了“象思维”的新思想，试图超越概念思维以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的方式进行思维的缺陷。张立文在《和合哲学论》一书中，通过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和”、天人合一、“生生”等思想内容的高度综合，提出了“和合学”，或曰“生生哲学”。陈来从比较纯粹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出发，尝试建构以儒家核心概念“仁”为哲学本体的“仁学本体论”。杨国荣在通观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的大视野里，在学理上更为细致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存在的具体性、流动性的思想精髓，提出了“具体的形而上学”的新学说。赵汀阳的新哲学思考主要集中在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方面，进而上升到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原则的思考，提出了超越任何固定立场看问题的“无立场”的哲学原则。

　　在上述六位哲学家中，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从语言到问题意识，都高度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风格，其新著正名为《新原仁》，一是表明他与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的仁学有内在关系，同时又有所不同，二是表明他的哲学是儒家“仁学”在当代的发展。其所说的本体论，既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相关，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陈来还正确地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一神论的信仰，因此在有关实体与本体的问题上，无须推出自然与上帝抗衡，“万物一体”即是实体、本体。而由宋儒发展并确立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新仁学思想，就成为他的“仁学本体论”的合理的思想资源。陈来的“仁学本体论”超越了传统儒家或以心为本体，或以理为本体的各种本体论，并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将自己的“新仁学”称之为“爱的智慧”的学说，以之与西方哲学中“爱智慧”的诸种哲学本体论区别开来。这一点颇富新意。

　　与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不同，杨国荣的“具体的形而上学”则更多的体现了综合马、中、西哲学资源的特征。他在考察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西方的形而上学总是试图以某种或某类存在为本原，因而在讨论终极存在的统一的大全时，就会蕴含着对世界做静态、片面的看法，从而最终形成与辩证法相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杨国荣看来，哲学的使命便在于敞开和澄明存在的具体性，而哲学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地达到并回归具体的过程，在扬弃存在的分裂同时，消除抽象思维对存在的掩蔽。因此，哲学认识的具体性指向，在某种意义上就构成了哲学的本质。哲学认识的具体性包含着多重维度，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上与形下的统一，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领域就表现为事与理，本与末、体与用的融合问题。二是客观世界与人的存在的统一等。在中国传统哲学时就表现天人、群己、理欲等辩证关系问题。实际上，作为冯契的弟子，杨国荣的“具体的形而上学”是用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框架与语言，在专业哲学的框架内讨论着冯契哲学中的“转识成智”的“智慧说”问题。这种哲学的言说方式试图以西方哲学家听得懂的方式讲述当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除前面提到的七位哲学家之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实践本体论”的讨论，也显示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超越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意图。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致力于批判哲学的建构，尤其着力于“思想前提的批判”，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

以上所述虽不全面，但已经足够说明当代中国哲学，或者说以大陆为主的当代汉语哲学所表现出的兴盛局面与多元形态。这些新的哲学思想、或曰哲学理论体系，与20世纪前半叶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创造相比，不仅不逊色，而且有超越的势头。

　　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势

　　笔者在此只是想依托当代中国哲学的现状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思考中国哲学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的某种趋势，以及在一些可能的领域里出现新的哲学理论。

　　与漫长的中国传统哲学相似，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动力主要来自于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如何创造出适应、甚至引导社会变革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与心灵哲学，将是未来中国哲学创新的一些重要方面。通过这些具体方面的哲学理论创新，或者说，在这些具体领域里的实现哲学创新，会相应带出新的哲学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突破。这一点或许从当代的一些哲学创新的理论中能获得某种启示。张世英不满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滞后于现实的状态，更想挑战黑格尔关于“哲学是密纳河畔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的时候起飞”的断言，要求哲学具有指导现实的功用，提出了“希望的哲学”。而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的哲学原则，恰恰也是在讨论人的幸福、政治哲学公正与社会正义的具体问题时，提出这一的新的哲学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人们不要从固化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情，而是要以适合事情本身的原则来处理不同的问题。这一方法论原则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原则。而本文前面提到的几位哲学家，他们都在哲学形而上学，或者说本体论方面，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提出了新挑战。

简而言之，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考察。第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呼唤新的中国哲学形态出现。第二，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哲学队伍会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就第一点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是史无前例的。其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无先例可援的。古老的中国要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形式来实现自己民族的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社会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现代化道路。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伟大哲学理论相伴生，既是很难想象的，也是很难成功的。

　　当代中国要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任务，其要面对的三个现实问题必须要在哲学理论上给予正确的回答。其一是，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传统如何在当代社会里发挥出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方面的无政府主义的缺陷？其三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给方式如何能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资源使用的效率，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唯利是图的狭隘性，与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盲目性？而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将三个问题现实地融合为一个问题，即如何有效地展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经济、社会、文化三者之间协调、合理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与自然的新和谐。这一伟大而又复杂的现实问题，不仅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欧美资本主义的整个现代化过程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史与制度史中，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现代欧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吸取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通过对这些思想资源与现实的经验的整合、提炼，进而创造出适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哲学理论。

　　就第二点来说，当代中国的高等院校里，已经成建制的哲学院系有八十多个，而其中有十多个哲学院系都在追赶现代西方强势的哲学系，瞄准当代西方最前沿的哲学理论问题而展开讨论。这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基本力量。而在这一支专业的哲学队伍当中，他们有相当多的一批人至少都能通一门外国语，具有阅读外国哲学文献的能力。这支专业哲学队伍中，既有一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有一大批从事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特别是欧美哲学研究的学者，而且这三支力量在近十几年来开始自觉地打破学科壁垒，有组织地召开中西融合的学术讨论会。假以时日，相信这支专业队伍中会产生出新的哲学理论。

20世纪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里展开的，这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缺点，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特点，甚至还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优点。就其缺点说，现代中国哲学的自性特征不够明显。以至于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等，他们都不认为中国有哲学。尽管这三位哲学家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思想动机并不一样，黑格尔是从绝对否定性的角度否定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在哲学领域里面的具体表现。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从否定西方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视角出发，认为中国不必有西方的这一哲学传统，有自己的思想传统也挺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比哲学更高明。但即使如此，笔者认为他们二人的说法仍然是错误的。作为学科建制形式的哲学，传统中国的教育体制里没有，而且在知识分类的体系里也没有哲学这门学问。但作为一种思想的形式，中国古代的确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只是这种思想的形式隐藏在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问分类体系当中。因此，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大家，他们在哲学其他方面的见解有很多是卓越的，但在关于中国哲学的认识方面是肤浅的，也是错误的。

　　就20世纪中国哲学的特点来说，由于是在比较哲学视野里展开的，较好地吸收了西方哲学的思想因素，对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创发性的解释，一些老问题也得到了新的阐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哲学问题。因此，现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是极其广阔的，远远地超越了中国古代、近代哲学。而对一些哲学根本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如在本体论与形而上学、认识论等诸问题上，甚至超过了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一些实证主义的哲学家。

　　就现代中国哲学的优点来说，现当代中国哲学是在中西比较哲学的广阔视野里展开的，有着比西方专业哲学从业人员更为广阔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因而能调动更多的知识与思想的资源处理相同的哲学问题。哲学思考有分析的一面，也有综合的一面，一些更为宏大、更为深刻、与人类根本命运相关的哲学问题，需要更为丰富的思想材料。哲学虽然不能自封为一切科学的科学，但一种深刻而宏大的哲学思考，是需要更多的思想资源，更加开阔的思想视野的。而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知识与思想的视野里思考哲学问题，则其哲学思想的广度与深度都将得到更好的拓展。因此，未来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与突破，恰恰因为中国哲学的众多研究人员拥有一个更加开阔的比较哲学视野。如能充分地把握这一知识与思想视野的优势，中国哲学的创新将是可以期待的。

　　最后，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笔者要提到传统中国哲学智慧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在全球化进程如此深化的今天，各个民族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加强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如何发挥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中的中道、贵和的思想智慧，对于当今的世界问题提供中国哲学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值得期待的，也将会促进新的中国哲学形态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