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关于西方民主政治走向的讨论仍在继续，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福山以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意味着西方的绝对自由民主思想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他预言，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将无可争议成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由于“历史终结论”强调“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这一论调也被称为“民主终结论”。在文章的最后，福山难掩自己的得意，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者无敌的失落感。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不再有艺术与哲学，生活将变得非常无聊。
民主终结论强化了西方话语体系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将这套话语体系视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普世价值，大肆宣扬并强迫客体接受。这样，包含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就被包装成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在其影响下，不管是已经迈入发达国家之列的新兴经济体，还是仍在发展道路进行探索的发展中国家，都对西式民主模式顶礼膜拜。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只有从英国和美国那里借来的话语才可以表述世界政治的现实，也只有借助西方人的眼睛才能辨认自我。西式民主政治的泛滥进一步固化了它们政治家们已有的傲慢与偏见。
物极必反，月盈则亏。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引以为荣的民主政治日渐失灵。由于中央政府无法统一行使权力，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导致国家经济陷入持续的衰退和困境中。英国决定退出欧盟的公投结果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口号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思考。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从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盲从转为对其进行反思。即使是“民主衰落论”的始作俑者——福山也开始唱衰美国。政治实践的现实越来越出乎人们的预料，这让那些政治学家的社会预言日益显得苍白无力。
政治失灵是西方民主僵局的集中体现。政治失灵是指政治运行过程中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问题和结果。政治失灵是民主政治过度膨胀的结果，这必然使得政治运行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具体而言，政治失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纵向权力的分配上，西方政治制度存在明显的强地方、弱中央的问题。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创立的联邦制使得政府管理权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享有。虽然中央政府的行政职责涉及全国，但很多事务基本上属于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导致中央政府的政策与方案无法实施。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国家治理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但权力的分散化使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很难在地方政府中得到贯彻实施，中央政府也难以制定一个令各地方政府满意的政策。即使中央政府有了一个统一性的国家发展规划，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中也会因自身的利益的考量而对中央的政令阳奉阴违。
其次，在横向的权力结构中，议会民主制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的决策难以有效地贯彻和实施。多党制与代议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两大核心，西方国家的议会由代表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党派构成。多个政党往往相互制衡和相互否决，导致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即使在同一政党内部，不同领导人对国家施政纲领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这样，西方国家的政治活动往往充满了不同政党、不同领导人的权力角逐。议会选举使得参与角逐的政党受各种垄断财团和工业集团的左右，虽然这些政党领导人都认识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在选票面前，他们不得不考虑背后选民的反应而将长远利益服从于眼前利益，有时只能对国内的政治乱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政治体制的缺陷决定了国家治理的不可持续性。
再次，政治参与的过度膨胀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制度温床。适当的政治参与可以提醒管理者必须专心他们的本职工作，为选举他们的大众服务，防止权力的滥用，达到错误纠偏的功能。但只强调政治参与的热情往往是盲目的。法国社会学家勒庞的代表作《乌合之众》早已对集体心态进行了形象描述，他认为大众的行为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在实践中，用热情代替理性是不利于政治稳定的。感情强烈的政治参与容易助长民粹主义，导致难以控制的政治动荡。一张选票既可以选择林肯式的民主人物，也可以将希特勒式的独裁人物推向国家元首的宝座。事实上，很多独裁人物确实是在民众的支持下上台的。在民主、宪政的治理框架下，西方国家过度强调导致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无法实现国家治理的长治久安。
西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制度的具体形式和路径选择是多元化的。任何成功的国家治理模式首先要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政治发展的实践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涵，一国的政治选择必然要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那些一味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往往会陷入民主的僵局而无法自拔。我们如果像一些国家那样一味将“西方模式”视为民主治理的典范，而对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视而不见，不仅传统的治理理念会因此失去其自身价值，我们所追求的民族复兴梦也不会取得根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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