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秦文化的精神内涵与现代启示

　　雍秦文化是古代秦人以雍城为中心，在雍秦之地长期生存、发展、壮大过程中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在整个秦文化发展形成中具有奠基和发轫的地位，同时也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以雍城为中心的雍秦之地，是秦人逐渐崛起、走向统一的发祥之地，也是秦人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秦人历史上曾经九都八迁，其中雍城和咸阳为秦人仅有的两个正式都城，雍城为秦人第一个正式都城。入驻关中、建都雍城是秦人迈向统一征程的起点。20位秦公在此前赴后继，带领秦人励精图治、开拓创新，政治上日趋成熟，军事上日益强大，文化上日渐繁荣，为最后统一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精神内涵上来看，秦人既具有事功精神，又有改革创新、尚贤任能的基本特征，加之又承袭了本地姜炎文化、岐周文化的厚重博大和兼容并蓄，使雍秦文化最终成为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符号，成为秦人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发展阶段。正是这种文化的激励和支撑，秦人得以迅速崛起，继而统一六国。

　　一是事功精神。秦人的事功精神实际上也就是进取和务实精神。两千多年前，秦国通过严格、规范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激发了秦人强烈的建功立业、开拓进取的群体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了秦文化中浓厚的事功情结和事功精神。

　　秦人的事功精神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尚贤尚功，二是赏罚分明。前者是事功的精神激励机制，后者是事功的物质激励机制；前者重在打破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促使秦国政权开放化和平民化，后者重在建立严格的规范制度，促进秦国政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秦人的事功精神集中体现在历代秦国君主对霸业之事功目标的坚定追求。从夏商时期的显赫功业到西周时废国废姓的沉重打击，秦人不屈不挠，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前途的追求和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目标。自从非子立足于西垂以后，秦人就一直把向东发展、回到自己祖居的东方作为追求目标。襄公立国，初显僭端；穆公创霸，志在东伐；孝公变法，谋求强秦；昭王开创帝业，奠基一统；始皇统一六国，追求传业万世之功……这些无不体现出秦人对事功精神的执着追求。

　　从民间来看，秦人的事功精神表现为强烈的入世情结。因为有事功精神的存在，秦人能够积极参与政治、改善政治，忠于国家、勤于公共事务。秦国的臣民在普通岗位上也可以建功立业，可以通过种好田为国出力、当好官为国尽忠、打好仗为国争光。这为秦人普遍参与国事建立了很好的制度通道。

　　从制度层面来讲，秦人的事功精神集中体现在军功爵制上。在事功精神的影响下，只要军功卓著，不论何种出身、地位，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奖赏。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在那个按出身和血统的贵贱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以军功授爵这样给平民甚至奴隶向上攀升的机会，公开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似乎只有秦人能这么做、敢这么做。（王健：《秦人事功精神脞谈》，《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凤翔雍城陵园中，就发现过一些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奴隶墓葬，他们采用不同于秦人贵族直肢葬的屈肢葬，墓中还有一些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陪葬品，说明这些奴隶因战功获得了一定的财富和地位。一个奴隶可以通过军功摆脱卑贱身份而取得地位和财富，不难想象军功爵制对普通老百姓和士兵的激励作用有多大。

　　在战国中期前，秦人在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等方面，其实并不比山东（古指崤山以东）六国强，但事功精神却将秦人全社会的能量高度聚焦，迸发出极大的历史潜能。这无疑是秦人终操胜券的一大精神优势。

　　二是改革创新。“穷则思变”，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变则通，变则富，变则强。雍秦之地也是秦人不断改革创新、开拓奋起的变法之地。秦人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每当国家处在停滞或僵持的历史关头，秦人总是能够大胆进行改革，使国家避免遭受创伤，并从此走向强盛之路。曾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赵国是最早实行改革的。其实，赵国的改革只是在衣服上，一改长服而穿胡服，方便于作战；而秦人的改革则是全方位的，涉及农业、军事、文化、律法、人事、外交等诸多方面。

　　秦人发迹于陇西一带，杂处于戎狄之间，文化的落后和局限无法避免；但秦人开放融合的心态、开拓进取的精神，使秦人充满了改革变法、创新敢为的斗志。史书批评，秦人在祭祀、丧葬乃至礼乐制度等方面，不断僭越礼制名分，这是站在周王室正统文化立场上的指责。如果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就很容易看到，这其实是对当时已经僵死的宗法制度的革新努力。

　　雍秦文化中的改革创新具有突出的原创性特点——不是对既有条条框框的简单修补、一般创新，而是开天辟地的崭新创造。秦人早期为落后民族，较少条条框框和教条陋规，秦人的生存和发展只有依靠不断的变法创新，才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这就使得改革创新的精神成为秦发展壮大的基本动力。比如，秦献公为感激大臣拥立之情“止从死”；秦简公实行“初租禾”；秦献公“修穆公之政令”；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等等。这些都成为中国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变法典故，其中所传承的改革创新思想，也成为中华文化亘古常新的活力源泉。

　　三是尚贤任能。自古“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入驻关中后，秦国为何能够日益强盛，为何能够最终走向统一六国之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人在人才选拔和任用方面有一套开明开放的策略。秦国的重要谋士均来自中原各国，在用人上真正体现了五湖四海、不拘一格，也正是这种用人之道，才使秦国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为秦国的迅速崛起提供支撑。

　　在秦穆公时代，秦人尚贤任能的人才战略得到了充分体现。百里奚是个随嫁的奴隶，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年近古稀，但秦穆公却不看高低贵贱，不分年龄大小，对他授之国政；蹇叔本为平民百姓，而且是宋国人，秦穆公却不唯资历，不分国籍，拜为上大夫。故而百里奚和蹇叔毕其余生辅佐穆公，对秦国成就霸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穆公的开明用人之道，开创了秦国重用人才的先河。

　　秦公不仅能做到求贤若渴、知人善任，而且对看准了的人才，能委以重任，放手使用。孟明是秦穆公的率军主将，穆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派孟明率兵征讨郑国，不料在途经崤山隘口时差点被晋军全部歼灭，孟明等三将被俘。晋君想借穆公之手杀之，秦国内亦有杀掉被俘之将的建议。但是，当他们三人被晋国放回秦国的时候，秦穆公非但没有治罪，反而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穿素服亲自去城外迎接，并深痛自责没有听他们父辈的劝告，作《秦誓》昭告全国。穆公三十四年（公元前626年），孟明在彭衙之战中再次失败，许多秦国人都认为孟明输怕了，成了胆小鬼，建议解除他的指挥权。但秦穆公却力排众议，仍然信而用之。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孟明出兵渡河，终于雪崤山之耻，“封尸而还”。可以说，正是秦穆公这种用人不疑、以诚相待的做法，激励着孟明知恩图报，尽心竭力协助秦穆公成就了霸业。此后，秦国称雄天下，其人才形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东方士人发现秦国是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建功立业的理想处所，因而将投奔秦国作为首选。“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秦国一时成为社会精英的向往之地，六国各方面的人才都云集关中。秦国历代君主就是这样着力营造出人尽其才的有利环境，使各国能人志士纷纷来秦为其所用，依靠这些人的良谋善策，秦国逐渐强大，最终统一了六国。

　　雍秦文化是秦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形成和发展不仅奠定了秦文化的基础，而且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谭嗣同在《仁学》一文中认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毛泽东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也明确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秦人的许多文化包括文字、文学、度量衡、郡县制、事功精神等，大多都是在雍秦之地正式开创或形成的，这些文化不仅支撑了秦国，而且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并明确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对于像雍秦文化这种为型塑中国人整体气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我们要汲取其精神内核，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