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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科学革命的历史产物，大学学派在学派分类图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它是以理论纲领为内核，建立在师生群体“选择意志”基础上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具有较强的内聚性、自主性、传承性、创造性。尽管大学学派一直代表着最先进的学术生产力，并恒久地扎根于大学学术发展的每一块版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历史印记，但在学科边界日益模糊的时代，大学学派所赋予的时代价值主要是作为一种科研团队的理想类型，以及自生自发秩序对于学术组织创新的意义。回应当前中国大学的学派诉求，“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遵循“学派创生”理念，摆脱“跟班式”科研，跳出“中国学派”误区，从探寻适宜的学科制度入手，通过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健康成长培育具有内生力的学术秩序。

观点扫描

●大学学派是学派形态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产物，与学派丛林其他个体相比，既有组织形态和行为上的相似性，又有时代赋予学术成长的复杂性。

●大学学派的每一次移植都伴随着自身结构的调整和完善，集群科研模式有效性的反复验证，以及学术人对共同体生活方式的理性诉求。大学学派之所以能够在各类学科领域、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生根发芽，并在各学科领域彪炳史册，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学学派所固有的共同体结构。

●学派的演化发展一直谱写着壮丽的学术史，大学学派既是学术共同体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未来学术组织形式演变的时代起点。

●大学学派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历史性地赋予了教育教学的属性特征，这是现代大学基本职能在学科制度化背景下逐步分解到每一个学术单位的结果。

●在真理和利益的共同驱使下，大学学派不仅要持续完善所持有的学术观点及其理性证据，而且要仔细纠察与之对立的共同体所存在的学术破绽。在如此激烈的学术生态环境中，学术争鸣愈演愈烈，学派理论体系愈加完善，所在学科领域的知识生产格局更加丰富多元。

●大学学派所赋予的时代价值并非具象性的实体移植，而是从大学学派这种学术共同体所透射出的自生自发秩序，这种秩序是一切学术发展的原始基因，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为人类文明的维续、个人自由的选择、分散知识的利用、个人理性的运化提供最广阔的空间。

●大学学派的现实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大学从“学术追赶”走向“学派自立”的集体自觉，但缺乏学术内涵发展的“学派愿景”行动，以及贪大求全的“中国学派”名号的诉求，完全忽视了大学学派赋予当代大学培育学术秩序的价值和意义。

文/武建鑫

作者简介/陕西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文章出处/《江苏高教》2019年第7 期15-23

关键词/大学学派；世界一流学科；现实诉求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大学学派在各学科领域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孵化新学说、孕育新理论、开创新学科。事实上，“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大学史上，因一个学派的繁盛而促成大学某一学科乃至大学整体水平快速提升的案例比比皆是”[1]。

如李比希学派之于吉森大学的化学、奥地利学派之于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卡文迪什学派之于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冯特学派之于莱比锡大学的心理学、哥廷根学派之于哥廷根大学的数学、芝加哥学派之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

无疑这些学派所代表的学科都是那个时代的世界一流学科，它们在科学革命史中具有彪炳史册的地位，深深地扎根于大学学术发展的每一块版图。可以说，大学学派已然成为不同时代世界一流学科的历史印记，它创建新学科、发展新理论、形成新思想，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品牌。

如果说大学历史上的学派现象是一种学术人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研究团体，那么，现如今的办学者已经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觉察到了学派之于大学学术繁盛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双一流”建设方案推动下，我国部分高校的办学者提出了建设大学学派的愿景，相关表述主要体现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中。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预计在2037年建校百年之际处于世界一流前列，形成相关学科领域的“人大学派”[2]；北京师范大学预计到2020 年初步形成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京师学派”学术品牌[3]；北京外国语大学旨在形成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发展创新体系，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北外学派”[4]；北京体育大学预计在2050年形成世界体育学科建设领域中的“北体学派”[5]。

显然，认识到大学学派对于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充分彰显了办学者对于学术发展规律的认可与尊重。然而，上述建设方案对大学学派的热衷还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至于何谓“大学学派”，与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有何关系，以及需要何种配套的组织变革和制度措施来支撑等问题，还缺乏科学有效的理论支撑。

根据已有文献，有关学派的研究内容和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科学学派为重点，探讨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要素条件、基本特征、功能结构[6][7]；其二，探索历史上思想性学派的学术价值、核心论域、学者归属[8]，以及与相关学派之间的联系与差异[9]；其三，侧重阐释各学科领域创建学派的迫切需求、现实条件[10]，以及关于创建中国学派的反思等[11]。

然而，学术界很少对学派、科学学派、大学学派、中国学派加以区别，以至于我们忽视了大学学派的特殊性及其组织与制度之效用。令人可喜的是，近期也有学者提出了“大学学派”这个命题，比如何振海和贺国庆教授专门解读了西方大学学派的历史特征与构成要素，并建议我国大学在推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着力引入“学派意识”，培育更多具有中国气派的大学学派。

然而，此研究并没有回答大学学派究竟有何特殊性，学派之于大学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倡导创建的，以及大学历史上的学派现象是否能够重新回归并持续促进学术的繁盛等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借助科学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基于大学学派的知识地图，探索其结构、功能、形成机理，以及对当前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当代价值，希冀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建设方案的有效推动提供决策参考。

二、学派分类中的大学学派内涵

学派自古有之，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科技的进步，其内涵与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较大的差异。比如古典时期的学派主要通过对自然和社会最朴素的认识和感知提出理念、学说、观点，而工业化时代的学派则成为一种专门化、职业化、机构化的研究活动。

永嘉学派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派聚集在科研体制化的大学之中，大学学派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并接受，但对于大学学派的特殊性却很少有人说清楚。其原因在于，大学学派是学派形态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产物，与学派丛林其他个体相比，既有组织形态和行为上的相似性，又有时代赋予学术成长的复杂性。

可见，挖掘学派核心维度，准确区分学派丛林中的学派现象，对于准确认识大学学派的历史图景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尝试从学派的研究学科化与组织稳定性两个维度入手，对学派的知识地图进行分类，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把握大学学派的核心特质。其中，研究学科化维度表示学派所确定的知识纲领趋向于某一学科领地的程度，组织稳定性维度表示学派成员的组织结构，依托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学术组织的传承性。

基于上述两个维度构建了四类典型的学派，分别为哲思类学派、学者型学派、组织型学派、大学学派，并列出了各类学派的典型代表，如图1所示。相比较而言，前三类学派都曾是人类文明历史上耀眼的明珠，已成为当今学术史一再回味的科研组织现象。大学学派则不然，它既沿袭了学派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又在组织方式、学术生态、学科建制等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而且在现代学术进程中依然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图1 学派分类图景

01

哲思类学派

哲思类学派主要产生于前科学时期，基于对客观世界的纯粹好奇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学说和思想，且这类思想体系往往是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和哲理性思考。比如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奥利亚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尽管中国古代的儒家学派、道家学派、法家学派也具有哲思类学派的典型特征，但主要聚焦于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等学说。

具体来说，其一，学派创始人往往是整个学派知识纲领的建构者；其二，依靠沉思和体验的方式形成理论体系，并通过学术争鸣来扩大影响力；其三，理论体系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同时观照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其四，学派不属于任何社会组织，而是凭借学术观点认同形成的较为松散的智识团体。

02

学者型学派

学者型学派是指由多名学者因学术旨趣而形成的学术小团体，他们有清晰的学术研究方向，但不存在唯一的学术创始人，通常以科学研究的方式形成知识纲领。这类学派是学术人自由而松散的创造性联合，是围绕共同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凝聚起来，并以相对独特的学术传统形成学派继承关系。

比如为振兴法国数学的布尔巴基学派，以及维也纳学派、林奈学派、牛津生理学派、华南学派等，这类学派都属于典型的学者型学派。它们有如下特征：其一，学派成员因学术旨趣相投而形成纯粹的研究团体；其二，具有共同的研究纲领和学术思想，且理论体系聚焦于学科内部的若干问题；其三，团队成员之间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基于学术研究本身的需求和取向使他们自发地聚集起来；其四，学派缺乏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成员沟通主要依靠定期的学术小组讨论会。

布尔巴基学派

03

组织型学派

组织型学派是指那些形成于政府机构、私人实验室、研究学会的学术团队，它们往往因组织管理者卓越的科学威望、社会地位、社交能力组建而成，并以行政组织的高效率来带动团队的研究活力。这一学派相比于学者型学派有着统一的执行能力，以组织命令的方式调整研究进度，组建学术团队，以及协调成员和资源的匹配度。

比如以英国地质调查局为组织依托的德拉贝奇学派，以法兰西科学院为组织机构的巴黎学派，以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为基地的信息学派，这类学派都属于典型的组织型学派。它们有如下特征：其一，依托于稳定的组织机构针对实践问题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其二，学派领袖兼具学术权威和领导才能；其三，学术研究成果往往能够为组织运行带来资源；其四，较强的组织和资源依赖导致学派缺乏生存独立性。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

04

大学学派

大学学派主要产生于科学体制化时代，以大学内部的实验室、研究所、院系为组织依托，在某一学科领域创立新学说，并形成科研与教学有效融合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派丛林中，大学的学派现象最为壮观，既有以学术领袖命名的大学学派，比如李比希学派、卢瑟福学派、玻尔学派、默顿学派、摩尔根学派，也有以大学名称命名的学派，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剑桥学派、华沙学派、哥廷根学派、哥本哈根学派。

当然，上述学派都是在某一学科或研究方向上形成的大学学派，但还有一些学派已经覆盖了整个学校的学科，比如芝加哥学派，它几乎代表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社会学、建筑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学术声誉和地位。

总的来看，大学学派呈现如下特征：其一，依托于大学内部的分支机构，有着较为稳定的组织和资源保障；其二，学派往往以师生共同体为组织形态，成为科教融合理念的实践载体；其三，大学与学派往往形成一个声誉共同体，无形中塑造整个学校的学术品牌。

综上所述，学派的分类图景主要由哲思类学派、学者型学派、组织型选派、大学学派构成，其中，大学学派属于当今学派丛林中最具生命力的学术共同体。如果以哲思类学派为历史原点，大学学派为当代学术共同体的目的地，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知识演进和组织创新两个方向上寻找到学派的演化路径。

在知识分化的历史图景中，学派的知识纲领越来越趋向于某一学科领地，促使哲思类学派向学者型学派转变，进而基于学术研究在组织上的诉求转向大学学派。在组织创新的历史图景中，学派的研究活动越来越需要实体机构来保障，致使哲思类学派向组织型学派转变，进而基于知识领域学科化的发展转向大学学派。当然，学派的演化发展一直谱写着壮丽的学术史，大学学派既是学术共同体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未来学术组织形式演变的时代起点。

大学学派本质上是一个共同体结构，但它又不同于学术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任何学术概念都有具体的产生背景、内涵特质和应用语境，倘若跨越概念语境将一切有关共同体的概念作为解释大学学派的惯用语，其结果会严重影响我们对大学学派的准确认知。根据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界定，认为它是基于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等，以及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12]。

无疑，三个术语都是基于学术旨趣形成的共同体，其差别在于概念的指涉范围。其中，学术共同体是指学术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学术团体[13]。可以说，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层次多样、较为泛化的概念，主要指向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精神捍卫[14]。

科学共同体的语境主要指向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且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信念、理论、方法，接受同样的价值标准[15]。大学学派往往聚焦于某一具体学科领域，是一个实体性的研究团队，有着明显的组织边界，它既不同于学术共同体，也不同于科学共同体。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三个学术概念都指向“共同体”，而忽视了各自的使用语境和本质内涵，并将其相互等同使用，或用后两者来解释大学学派。即便在共同体意义层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即大学学派属于“选择意志”的共同体——学者自发聚集而成，具有较强的学术凝聚力，更加强调传承、创新、内聚、自主，而学术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则属于“本质意志”的共同体——仅仅符合共同体特征的学术群体，常常出现在研究者的主观范畴内[16]。

三、大学学派的基本结构与核心功能

作为学派丛林成员的典型代表，大学学派是学术人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自主探索形成的一种集体科研模式，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自我完善、自我适应、自我变革。正是由于这一自组织特点，大学学派自诞生以来就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学派本身对于现代大学科研方式的适应性，比如从自然科学领域移植到人文社科领域，从德国移植到欧洲各个国家，乃至植根于整个世界范围的大学之中。

可以说，大学学派的每一次移植都伴随着自身结构的调整和完善，集群科研模式有效性的反复验证，以及学术人对共同体生活方式的理性诉求。大学学派之所以能够在各类学科领域、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生根发芽，并在各学科领域彪炳史册，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学学派所固有的共同体结构。

01

大学学派的基本结构

尽管目前已有研究归纳了著名学派的共性特征或构成要素，主要涉及组织机构、科学共同体、范式、研究对象、学术信念、学术刊物、学术带头人等方面[17][18][19]，但这些内容仅提供了构成学派的基本成分，缺乏对核心构成要素的认定，且没有体现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型联结。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大学学派的本质内涵出发，在归纳与总结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基础上，提供一种决定学派功能的基本结构。具体内容如下：

1.以学术领袖创建的理论纲领为学派内核。大学学派的创生都始于理论创新。当研究者发现已有理论不能解释反常现象时，必然会出于理性驱动开创新理论，继而完善研究纲领，并组建学术团队，形成属于自己的学派。可以说，大学学派的形成始于学术领袖的理论创建，其追随者往往是在既定理论纲领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并与其他学术团体开展竞争与合作。

故大学学派的所有要素都围绕理论纲领为基础，它在学派成长中具有“晶核”一般的凝聚作用。具体来看，理论纲领还有三大特征：其一，理论纲领往往针对本学科发展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它是科学危机的必然结果；其二，理论纲领具有超前性，在刚出现的时候往往只有少数追随者；其三，理论纲领具有阶段性和历史性，当它成为所在学科的范式时，学派就会消失[20]。除了科学理论发现者的身份，学术领袖往往也是优秀的科研组织者，他们是学术史上最具特征的角色，这种人在历史上最为著名，比如李比希、玻恩、卢瑟福、摩尔根等学派创始人，都曾在学派的科研合作、互动交流、资源配置等方面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

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发现者与组织者之间的角色集于一身，对大学学派的发展来说是极有裨益的，比如，在实现学派成形之前，追随者很容易被他追求未知真理的热情及作出新的发现的渴望所吸引，或在学派形成之后，组织者能够及时准确地引导整个学派的研究方向，以期实现理论纲领的系统化。

2.由师承关系联结而成的共同体为学派形态。大学学派是一个具有典型特质的人的产物，它源于学术领袖非凡的学术激情和理性魅力，吸引并带动一群跟随者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凝聚性的学术共同体[21]。我们发现，在学术领袖与其跟随者之间的关系中，师承关系相较于朋辈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大学学派的发展史上显得更为常见。

一方面，大学学派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历史性地赋予了教育教学的属性特征，这是现代大学基本职能在学科制度化背景下逐步分解到每一个学术单位的结果。围绕学派创始人的核心成员与慕名而来的学子形成的以“科教融合”为特征的师生共同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育人”的效能，以及弘扬共同体所秉持的学术传承[22]。比如以玻恩为首的哥廷根物理学派的学生中有7人获得诺贝尔奖，卢瑟福学派的学生中有11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些获奖者又各自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学派，正是这种不断的分化与传承刺激着科学的发展，肩负着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伟大使命。

另一方面，师生共同体拥有一组不言自明的承诺，一般由学派奠基者或领袖确立，并通过合作者、学生共同塑造而成[23]。这种承诺在托马斯·库恩的语境中被称之为“范式”，它主要表现为如何从事研究的模型，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以体现这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

师生共同体所遵从的范式在学科制度结构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促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术交流网络[24]，还能够促使研究者、学生、出版物和研究基金之间构成密切关联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网络[25]。

02

大学学派的核心功能

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有什么样的结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大学学派正是基于理论纲领和师承关系形成了稳固的学科共同体结构，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充当着科学革命的先行者。科学革命是科学研究发生危机之后的必然事件，但依靠科学家个体的力量无法保证学说的成长壮大，师生共同体的出现有效地增强了新范式的合法性。具体来说，大学学派为各类学科的理论创新、学术争鸣、品牌创生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并在科学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1.能够有效保护新学说得以创生。如果说科学发展的历史结构是由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构成，那么大学学派很显然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即学派发展既是原有学科进步的源泉，又是新学科萌生的土壤[26]。

首先，大学学派的形成与新学说的产生往往是同生共进的。新学说是科学危机的产物，具有超脱同时代的认知水平。故历史上新学说的提出往往不会被学术同行所接受，只有少数独具慧眼的学术先锋才能识别其学术贡献。

其次，学术群体的形成除了具有共同体的知识掘进优势，其促进学科发展的社会意义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维护新学说的群体价值，即在新学说受到质疑或反驳的时候能够以集体的力量与之抗衡。比如说，量子力学的创生没有哥本哈根学派的集体维护，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反驳必然会产生极大的阻挠作用。

第三，科学的发展取决于规范结构和奖励系统，其中奖励系统对于大学学派的科学社会学意义更为明显，主要反映在科学奖励永远只讲创新，且把所有荣誉都给予优先发现者[27]。故学术研究者一旦有新的理论和学说发现，就会自发地寻找合作者在第一时间完善理论并公开发表，以此来获得学科发展历史节点上的“学术英雄”称号。

另外，大学学派的形成往往聚焦于“当采学科”，在当采学科中孕育新学说，就像在富矿层采矿一样，最容易获得丰硕成果[28]。当新学说所在的学科理论体系逐步得以完善时，大学学派内部就会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出现分化，一方面，学派内部的分化意味着该学派科学革命的历史终结；另一方面，学术观点的分化又是新学说和新理论孵化的开始。

2.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品牌。大学学派一旦形成，它就不再指向自身的共同体的形态，而是逐渐成为社会话语传播中的一个符号或标记，即学术品牌。纵观科学发展的历程，大学学派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学科相继出现，而后随着学派使命的结束而告终，一幕幕大学学派的消亡与新生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科学革命史和学术品牌史。

那么，为什么学术界仍旧怀念并歌颂那些逝去的大学学派呢？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大学学派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在社会各界塑造了极高的学术声誉，这种声誉不仅辐射到学派所在的相关学科领域，而且对整个大学的声誉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广效应。正如我们在谈论芝加哥学派时，是在说明芝加哥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社会学、经济学、新闻传播等学科，以及芝加哥大学就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

当社会各界都把大学学派作为一种高水平的学术标识或符号时，学术品牌就在利益相关者的“符号评判”中悄然而生[29]。形成良好学术品牌的方式有很多种，或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或产生了世界级的学术成果，但这些都是从学术产出维度来判断大学或学科的声誉。

大学学派在塑造学术品牌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之所以流芳千古主要是因为学派精神和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大学学派所营造的自由、民主、创新的氛围符合所有学术人的追求，比如，19世纪末，哥廷根大学就是数学家荟萃之地，当时数学界广为流传的口号是：“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这充分显示了哥廷根数学学派的学术品牌效应[30]。另一方面，大学学派深受办学者的青睐，它作为一种科研集体的非正式组织，在促进跨学科研究与科教融合过程中有着极强的学术内生力。另外，学术研究人员也常常痴迷于大学学派的内部构造、形成机理、知识生产方式的解构，无形中塑造了大学学派的历史威望。

3.促成多元一体的知识生产格局。追求唯一绝对的真理体系是人类认知的理性诉求，但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大多数时候只能获得局部真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众多的局部真理叠加在一起就能通达绝对真理的彼岸，相反，持有局部真理的人或群体并不自知，始终以“追求真理的战士”自居，与其他学术人或群体展开斗争，以便在逻辑上使一个学派的教义战胜另一个学派的教义。作为知识生产的多元主体，大学学派之间的学术论争往往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学术会议交流、公开学术演讲等形式，以及在只允许那些认为真理具有最高价值的学术人参加的封闭圈子内进行。

当然，学术争论还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或存在“第一原理”的差异，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或虽第一原理一致，但从其演绎出来的某些结论却不一致；或按照各自体系的标准在某些归纳概括的有效性的判断上有意见分歧[31]。

具体来讲，这种争论就发生在某一学科领域，各学派持有各自以不同假说为前提的理论体系，比如经济学领域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麻省理工学派、哈佛学派，不同学派彼此间的相互竞争促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持续拓展。

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推动作用，大学学派的学术论争还具有社会学层面的规范作用，学派成员经常性地为了保证学派的“江湖地位”而质疑竞争对手，以便在唯一绝对真理之体系中获得成员资格、学术声誉，以及相应的资源和制度支撑。唯有如此，大学学派才能进一步获得社会建制，进而扎根于大学及其学科组织之中。

可以说，在真理和利益的共同驱使下，大学学派不仅要持续完善所持有的学术观点及其理性证据，而且要仔细纠察与之对立的共同体所存在的学术破绽。在如此激烈的学术生态环境中，学术争鸣愈演愈烈，学派理论体系愈加完善，所在学科领域的知识生产格局更加丰富多元[32]。

四、大学学派的当代价值及其理性审思

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大学学派始终引领着学科发展的时代潮流，从李比希学派到芝加哥学派延续数百年，它反复出现且历久弥新，在科学革命的进程中树立了一座又一座历史丰碑。这似乎在告诉世人，大学学派不再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始终代表着最先进的学术生产力，并将恒久地扎根于大学学术发展的每一块版图。

对于后发型国家的高等教育实践者而言，大学学派似乎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思路提供了启示，一方面，知识分子基于理性自觉追溯并归纳中国大学历史进程中的学派现象；另一方面，办学者则在既定的政策背景下，将所在学校的学科发展的声誉目标定位于大学学派。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学人或办学者对于大学学派的理性回应？究竟大学学派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可借鉴的意义？这都促使我们理性思考大学学派的当代价值和现实诉求。

01

大学学派的当代价值

如果说大学学派诞生并成长在学科分化的时代，并在那个时代的科学革命历程中做出过令人惊异的学术贡献，那么，大学学派在学科综合化时代似乎显得有些笨拙，因为这个时代的学术革命显得更加复杂，它需要多学科融合、多主体协商、跨边界流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学科间隙发现理论上的空白。

当前正处在一个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相互交织的时代，且这种复杂状态有可能长期持续。学科划时代的产物对于凝聚科研团队或许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对大学学派要素层面的解构与建构，而是要透过现象去挖掘学派背后所暗含的学术秩序，以及这种秩序对学术创新的重要价值。

1.作为一种科研团队的理想类型。作为一种科研团队的理想类型，大学学派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当今大学要重视学术领袖的培养和学术共同体的组建。学术领袖不仅扮演着形成新学说、创建新学科的关键角色，同时，还肩负着把握科研团队方向、争取学术话语、获得学术资源的管理责任。从这个层面来讲，学术领袖是一个综合素养极高的人群，片面看中学术素养是对学术领袖的误解，往往不利于发挥科研团队的学术创造力。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像李比希、玻恩、卢瑟福这样的学术领袖都是极其稀少的，但正因为稀少，才显得学术领袖的重要性远远超越所能组建的科研团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采用重金引进学术大师的方式来组建科研团队呢？当然可以，但从实践效果来看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其问题在于办学者仅看中学术大师的科学权威，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学术潜力、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同时，组建科研团队往往是一种形式上的“学者拼盘”，既没有前瞻性的理论纲领，又缺乏产生凝聚力的学术范式。

因此，办学者完全可以将大学学派作为组建科研团队的一种理想类型，即综合考量学术领袖的学术潜力、领导素养、管理能力，以师生共同体为主体创建科研团队，在组织和制度上给予科研团队较大的自组织空间。

2.自发秩序所暗含的组织创新空间。大学学派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学术人长期互动形成，并非外部主体的理性建构和制度设计。正如哈耶克所强调的“自发秩序”就是“人类依据分立的个人知识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有意设计的结果”[33]。这种自发秩序不存在特定的目标，仅仅是协调学术人行为的工具，每个人都可以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的目标。大学学派因科学革命的需要形成，也因学术使命的结束而告终，一切组合形式都在快速地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

在那个学术巨变的时代，学派成员往往在原有学派将要解体而自身羽翼即将丰满时，断然离开母体并创建新的理论纲领，组建新的学术共同体，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成员会留恋昔日的阵地。正是因为这种自发秩序的力量存在，大学学派的形成、发展、成熟、衰落似乎又成了必然，学术共同体也具有了分化和衍生的自组织行为，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这就告诉我们大学学派所赋予的时代价值并非具象性的实体移植，而是从大学学派这种学术共同体所透射出的自生自发秩序，这种秩序是一切学术发展的原始基因，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为人类文明的维续、个人自由的选择、分散知识的利用、个人理性的运化提供最广阔的空间。

02

超越学派诉求的理性审思

大学学派是一个历史性和传承性的概念。中国大学百年史尽管没有诞生像西方大学历史上的著名学派，但国内学者出于理性自觉还是形成了一些初具形态的大学学派，诸如以哲学著称的“北大学派”，以哲学、物理学、社会学著称的“清华学派”，以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著称的“人大学派”。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创建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再一次激发了中国大学办学者的学术自信，大学学派成为众多“双一流”建设高校实施方案中的愿景描述。

同时，伴随着中国大学学术竞争力的提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启了树立学派的思潮，并纷纷表明设立属于本学科领域的“中国学派”，甚至有学者称建立人文社科领域的中国学派恰逢其时[34]。

总的来说，大学学派的现实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大学从“学术追赶”走向“学派自立”的集体自觉，但缺乏学术内涵发展的“学派愿景”行动，以及贪大求全的“中国学派”名号的诉求，完全忽视了大学学派赋予当代大学培育学术秩序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现代大学而言，追思经典大学时代的组织和制度现象并非单纯地回溯或模仿，而是通过寻找学术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思路，并寄希望于办学者对当前的“学派愿景”加以审慎思考。

1.遵循“学派创生”理念，为形成多种可能的科研集体形式培育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学术秩序。当前的科研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变，它们不再需要诸如“学派”之类的名称予以标识，这个时代，责实比正名更重要，大学学派可能只是一种方式而已。目前的问题是办学者秉承“建设学派”的理念，试图通过资源配置、要素构成、权力推进等方式创建大学学派。显然，如同学科建设工作对知识加以规划，便能产生预期的学术成果一样，都表现出绝对的理性自负[35]。

大学学派是学术人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自发集结而成的非正式组织，是人与人、人与制度、人与环境之间行动的产物。先行设定学派是学术人理性冲动的表现，过早将学派建设作为学术共同体努力的目标，其结果也仅仅强化了“学派名号”的自我认同，反而抑制了学派那种富有竞争性、创造性、挑战性的学术活动。

作为科学历史的产物，大学学派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情境性，至于它如何产生，又如何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成长壮大，都很难全面揭示其内在规律。即便我们已经解构了大学学派的成分、要素和特征，也依然难以恢复大学学派的原貌，即便复制成功，也不过是一具形态相似却没有学术生命力的骨架。因为大学学派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将学科、人员、基地、精神有效融合的系统，它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故我们不能迷失在大学学派曾经闪耀的光芒之中，而是要充分认识到大学学派所体现的学术规律，通过组织和制度的调整来维护学术发展空间，大学学派或其他非正式组织理应自然生成。

2.摆脱“跟班式科研”方式，鼓励学者开展原创性研究，以期在科学革命过程中抢占学术高峰。中国大学在追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跟班式科研”方式，其特点是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紧跟国际热点，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36]。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在确定性的问题框架内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可预期的时间段内满足学校、院系对个人学术绩效的考核，如此两全其美。正是这种看似完美的量化评价抑制了科学革命的发生，学术研究人员即便发现了反常的科学现象，但没有制度上的支撑，就无法心无旁骛地去质疑现有理论的解释力，更别说是创建新的学说，组建新的学术共同体，乃至形成大学学派。

因此，当前急需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唯有如此，才能促使学术研究者扎根中国实践开展原创性研究，通过知识创造、引进、交流和应用等多种方式，将新思想与当前经济活动相结合，形成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知识创新体系。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立足区域实践方能摆脱常规科学阶段的跟班式科研方式，并有可能在新的问题情境中发现理论的破绽，继而投身于解决学术危机、建立新范式、组建大学学派的过程当中。

3.跳出“中国学派”误区，为形成多元一体的知识生产格局营造宽松、自由、包容的学术环境。学派产生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且同一学科领域存在多个学派之间的竞争。大学学派是院校和学科交叉点上的理论贡献者，多个矩阵节点促成了多元一体的知识生产格局[37]。世界范围内很少存在以国家命名的学派，至于“英国学派”的出现后来被认为是翻译的失误，应该是“英格兰学派”[38]。

中国学人基于复兴实践呼吁“中国学派”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以中国实践为中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以及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雄心壮志，但“中国学派”的提法并不严谨。

首先，大学学派的形成是以理论纲领为依据的，中国学派缺乏具体的学科依托，是一种相对松散的象征性符号，其意义仅仅在塑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学术自信。

其次，没有形成、事实上也不会形成所谓的“中国主义”范式，就无法在众多学科领域建立“中国学派”，它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而已[39]。

再者，学术发展宜用多元化的观点来看待，唯有如此，才能逼近客观真实，统一学派名称无疑会掩盖不同大学不同学术共同体的学术立场。

因此，不宜用中国学派来统摄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共同体，办学者应当积极营造能够自由对话、积极沟通、相互尊重的学术环境，促使基层学术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学术合作，形成学科内外多种要素融合创新的多元一体知识生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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