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更多的国家重大项目将会在支持范围、遴选条件等方面对地方高校一视同仁，破除‘985’‘211’等身份壁垒，更加注重绩效评价。”21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2014年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研讨会”上表示。
本是意在鼓励“省部共建地方高校、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的表态，但在“985”“211”计划改革呼声高涨的背景下，此番言论被视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就‘985’‘211’高校存废的首次公开表态”，其中所释放的信号也确实印证了教育部此前一直强调的“985”“211”“不会再新增高校，并将引入动态竞争机制”的改革思路。
本为一流大学战略计划的两大工程为何引来如此多的指摘？改革的方向何在？改革将给中国高校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针对以上问题，日前，本报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振天、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985”“211”为何“斩”声不断
近来，一则“国家已低调废除高校‘985工程’‘211工程’，中国大学格局面临重新洗牌”的传闻在网上持续发酵。尽管教育部迅速通过其官方微博“微言教育”公开表示，不存在废除“211工程”“985工程”的情况，但关于“985”“211”高校存在价值，关于教育资源失衡、大学等级森严、利益固化等弊端却再度成为热议焦点。
20世纪90年代，“211”“985”工程相继而生，但短短20多年过去，本是作为一流大学战略的两大工程为何“斩”声不断？
“两大工程是在我国高教基础薄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采取非均衡战略扶持一批有条件的高校优先发展、建设高水平大学、冲击世界学术高地的重大决定。虽然政府财政选择性投入，确实存在有欠公平问题，但不能否定特殊时期特殊政策的必要性。”刘振天认为，“以不公平、效益低等原因否定工程意义，进而废除工程”的想法是“短视的”。
“有一点值得关注，自实施‘211’工程以来，韩国、日本、德国等纷纷出台高等教育促进政策，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声称在借鉴中国‘工程’经验，这就是一种‘竞争’机制。”洪成文指出。
但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加大及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985”“211”高校在资源分配、学生就业等方面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推进过程中，大批想进入‘985’‘211’计划的学校按行政指标办学，包括合并其他高校，增设学科、扩大学校规模等，在追求‘高大全’中失去特色，充斥着急功近利、充满浮躁的办学风气；同时，两大工程导致资源配置不均，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平等竞争，也带来学校、学历歧视。”熊丙奇表示。
高校贫富的“分水岭”“等级符号”，正是公众对其最大的指摘。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占本科数量14.3%的“211”“985”高校拿走了全国七成政府科研经费，其中，2009年至2013年间，“985”拿走1394.94亿元，占总经费52.7%；“211”拿走510.66亿元，占总经费的19.3%，其他高校仅占28%。
刘振天也不否认目前出现的“行政化倾向”已背离工程初衷，“工程不是为了人为划出等级，而是扩大、提高优质教育资源，带动所有高校改革、发展和提升质量”。
“动态竞争”还是“协同创新”，改革方向何在？
无论是废除还是改革，打破“985”“211”等身份壁垒已然箭在弦上。改革方向何在，显得尤为重要。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该校2014年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作为此前网上“取消论”的重要佐证，“取消后是按几个要素法综合考虑给学校分配绩效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学校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记者注)前1%的学科数”。而对于未来高校的评判体系，他也曾表示，“教育部和财政部在研究制定相关规定，可能会按照国家需要、学校办学好坏拨款”。
此前甚至还有传言称，“各名校被要求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国家将在2017年进行期中考试，根据绩效分配资源，锁定若干高校重点支持；2020年期末考试，将支持若干所大学‘常态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且‘若干所’不会超过10所”。
这些评判标准与杜玉波此次所说的“绩效评价”不谋而合。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从张尧学担任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背景来看，此方向“可信度很高”。而杜玉波同日提到的“中国好大学”的“四个比度”，即“办学定位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等对人才培养的保障度，办学质量和效益对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度，学生、家长、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满意度”或将成为未来高校评判指标。
另一个强烈的改革信号是动态竞争机制的引入及协同创新计划的实施。
刘振天表示：“高等教育有其成长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急功近利，应逐步完善。我赞成在两大工程中引入竞争、监督和公开机制，不要画地为牢、资源垄断，可以选择和淘汰，以激励高校更好更快发展。”
“有关部门已在推进‘2011’计划，这一计划从‘985’注重学校整体、‘211’注重学校学科，调整到注重学校、学科间协作，包括和社会企业协作。”熊丙奇说。记者随后查阅发现，在“2011”计划首批认定的14个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单位中，的确不乏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非“211”“985”高校，却在某一领域有所专长的普通地方高校。
“更需反思的是高教经费拨款体系”
“与其谈两大工程的存废，还不如谈我国高等教育宏观财政的分配问题。 ‘211’也好，‘985’也罢，其历史性贡献还在于掩盖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弊端和问题。”洪成文认为，“更需反思的是高教经费拨款体系。说直白一点，该是拿财政政策开刀的时候了。有两件事必须触碰：一是谁来分配我国的高校经费拨款？二是国家的高教经费应以什么形式下拨？”
洪成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谁来分配高校经费拨款？是高校，政府，还是第三方？国际高等教育无不证明，既不是高校，也不是政府。另外，什么形式分配好呢？回答是：经常性经费拨款的比例，不能低于专项经费的比例。行政依附的实质不就是政府管理部门垄断了专项经费分配的操作程序吗？”
熊丙奇也认为，应该探索建立新的教育拨款体系，“要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落实。这样高校可以获得充分的财力保障，而不必‘跑部钱进’。与此同时学校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坚持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真正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
而教育部会同财政部“正在研究制定”具体拨款政策、动态竞争、绩效评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还不得而知。截至记者发稿前，记者试图联系教育部学位中心相关负责人，却因时间紧张、未走必要的采访程序而未获得答复。对此，本报仍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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