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毛泽东心目中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明朝杨继盛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判断，毛泽东正式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以及系统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和领导方法是在1941年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他在其中深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基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对此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虚怀观是”：“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

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一条就是“遇事虚怀观一是”，即“虚怀观是”。毛泽东认为“遇事”就是对所有时候、所有场合的所有事，都要实事求是。一时、一定场合、个别事情的实事求是是容易的，一辈子、所有场合、所有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遇事”就是排除任何选择性的实事求是。“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中心在“虚怀”，即本来无一物的自然状态的胸怀。

如果胸中只有本本，一切从这个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那就不是虚怀的状态，而是教条主义的状态。他讽刺地指出：“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如果胸中只有领导，一切从领导的意图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那也不是虚怀的状态，而是唯上是从的状态。唯上是从者眼睛只朝上看，不朝下看，看不到客观实际，看不到群众的要求。在抗战中，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胸中只有私心杂念，一切从自己的私利出发，而不是从本来的实际出发，同样不是虚怀的状态，而是个人主义的状态。他批评个人第一主义的人都不是老实人，指出：“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虚怀是谦虚的状态，而不是骄傲自满的状态。毛泽东认为，谦虚等于尊重实际，骄傲自满就会脱离实际。他在《实践论》中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抗战中，他经常提醒各级领导和指战员要防止骄傲，特别要防止胜利后的骄傲。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一个月后，一二九师七七一团遭到日军袭击。10月25日，他致电八路军各级负责人，指出：“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1944年，抗战胜利快要到来，毛泽东又多次提出防止骄傲，要求“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骄傲就会看不到实际，就求不到“是”，就会失败，这对任何人都不例外。

“和气察是”：和气，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

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二条就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即“和气察是”。和气，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如果不民主，对人不尊重、不平等，骄气待人，盛气凌人，人家就不能交心、讲真话，你就听不到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就求不到那个“是”。所以，民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认识论上的问题。

抗战时期，毛泽东反复谈民主与抗日的关系。1937年5月3日他说：“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在回答斯诺提的关于抗日与民主问题时，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党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针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来论述民主的。

共产党通过民主领导抗日战争，首先靠的是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毛泽东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民主决策既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避免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保证决策正确的重要途径。1942年12月底，毛泽东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当他听到陕甘宁边区有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就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为避免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开明绅士李鼎铭等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在毛泽东支持下，经过充分讨论，参议会通过了相关决议。后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发扬民主，善察群言，广纳良言，就能够避免决策失误。

毛泽东反对独断专行，强调提倡民主作风。1944年12月15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话：“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

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20万担，任务太重，引起部分群众不满。6月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下雨打雷，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遭雷击身亡。事后传出了一个农民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话。保卫部门要把这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不仅制止追查，而且把农民的想法装进了心里。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至少三次讲到这件事。他说：这件事“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 可以说，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毛泽东善于“与人和气察群言”、作风民主有很大关系。

“去偏归是”：“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

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三条就是“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即“去偏归是”。

去偏归是，是毛泽东1941年夏秋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提出来的。当时朱德、任弼时以及西北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的办法解决困难。林伯渠、谢觉哉等主张把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毛泽东下大力气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同林伯渠、谢觉哉多次书信来往交换意见。8月5日，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

此前，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的另一篇名作《论持久战》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之一，就是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客观地、全面地回答了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说：“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对于速胜论者，毛泽东认为，“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

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方法上都是偏于一面，都有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特点。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去伪存真”：“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四条就是去掉假的东西以求得真的东西，即“去伪存真”。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法。在《实践论》中，他又提出“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里着重探讨一下“去伪存真”。

毛泽东历来反对不诚实和弄虚作假的做法，重视求真求实、理论联系实际。1938年8月2日，他对抗大学员讲话，谈到“老老实实”问题。他说：世界上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所以要讲究老实，有多少讲多少。既反对自大，认为自己盖世无双，又反对自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批评王明教条主义夸夸其谈，“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认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他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讲话中几次讲到讲真话、做实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问题。1945年4月24日，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他说：“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

偷，实际上是讽刺教条主义者和不诚实的人。毛泽东说：“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教条主义者是懒汉，是“抄袭”的老手，有侵犯著作权之嫌。

装，也是不诚实。毛泽东说：“我们党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吹，也有一个不诚实的问题。毛泽东说：“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

毛泽东认为，讲真话“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作结论讲话，最后讲的就是“实事求是问题”。他说：“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这里谈的“实事求是”，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急躁冒进，反对毕其功于一役，要求扎扎实实地、坚持不懈地做积累力量的工作，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致千里。他说：“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眼睛向下”：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五条就是眼睛向下进行调查研究，即“眼睛向下”。

毛泽东一生重视到群众中、到社会基层去调查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作过系统的社会调查。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后作过永新、宁冈、寻乌、兴国四个地方的社会调查，并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但是在抗战之前，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还难以在全局上发挥作用。在抗战时期，他调查研究的方法开始为全党所接受、所珍视，在全局上发挥指导作用，这在抗战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延安，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矛盾论》，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也介绍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他同延安文艺工作者谈话，认为大作家是通过调查研究，取得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才能写出形象逼真的细节，留下传世的伟大作品。

1941年，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党推行调查研究方法极不寻常的一年。这年3月17日，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这本书是毛泽东从1927年北伐战争至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这一时期所作农村调查的集子。毛泽东很重视这本心血之作。

第二篇序言的重要之处是提出了“眼睛向下”的调查研究方法。毛泽东写道：“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出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提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他强调，搞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向全党提出调查研究的建议：“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并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了重要的表率作用，极大地影响了一代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比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通过调查研究写出来的，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突出贡献与调查研究密切相关，陈云也是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才在党的建设工作和边区财经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