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40载的经济腾飞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约188倍的增长，跃居世界第二，贫困人口数量从7.7亿降至7000万，共同富裕的目标未来可期。然而，尽管当下经济持续推进，但增速却有所放缓。为攻克发展之坚石，厚植发展之优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这不仅牵动着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更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脉搏息息相关。
1.新发展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蕴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论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数千年来形成了蔚然可观且独具特色的经济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和”“合”为根本，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以此为源所形成的经世济民之道是新发展理念之滥觞。例如对于社会革新，抱有“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之观念；在权衡多方利益时，主张“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顺天应人，天人合一”和“数罟不入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理念；就国与国之间的相处，则推崇“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对于社会分配，持有“均贫富”“共富”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论断。正所谓“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古先圣哲经济思想之灿烂，较之欧美各国，未遑多让”（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几千年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丰富经济思想所传承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拥有着诸多值得珍视的闪光点，不仅对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仍可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启迪。
当然，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一国只有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不断交流、借鉴和融合人类思想精粹，结合自身实际不断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思想碰撞，才能形成最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不仅植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土壤，而且蕴藏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本质即为“发展”，并十分注重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全面性和人民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将增进人民福祉和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前者明确了发展的着力点和内容，后者则明确了发展的出发点和方向。新发展理念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逻辑，五个部分相辅相成，形成了以“发展”为中心的稳定体系和有机整体。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是首要驱动力；协调，是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是内在要求；绿色，是中国经济永续发展的基础，是质量保障；开放，是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外部条件，是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谐发展的目标，也是最终目的。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破解世界发展之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要旨。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思想创新也蕴藏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强调事物发展变化遵循量变与质变辩证统一，并遵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发展理念正是主张“破”与“立”的统一，即打“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而“立”科学、协调、可持续性的创新发展方式。在技术、制度、文化等方面推陈出新、破旧立新，创新而行；在区域、地区、产业和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发展中寻求平衡和非平衡的统一，协调迈进；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繁荣；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兼顾“引进来”和“走出去”，既要竞争也要合作，互利共赢；在为人民、靠人民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注重成果的公平分配，共建共享。从方法论来看，新发展理念堪称集中体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典范。
2.新发展理念是立足中国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的成果
新发展理念是基于中国实际，聚焦中国发展，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
当前中国经济正值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常态，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重重，而无论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还是共享，均直指经济发展的困难和瓶颈，即：动力问题，经济增长缺乏创新动力，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寻求；平衡问题，在快速发展中，我国的城乡、区域、社会各阶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和谐问题，长期倚重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致使经济增长与生态和谐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开放问题，贸易摩擦在开放进程中不断涌现，开放空间需要拓展，国际经济话语权及交易制度决策权亟待提升；公平问题，尽管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部分群体的财富不断增加，然而“蛋糕”的分配不公问题愈发突出。
新发展理念正是致力于适时解决“中国问题”，是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成果。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发展观、改革开放后的改革发展观、新世纪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当前的新发展理念，每个发展观念的形成和每次发展理念的演进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断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新发展理念更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的为主导方向，凝练出发展的新内涵，以创新激发活力，以协调引导平衡，以开放拓宽空间，以共享实现目标，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是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指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推向了新的高度。
3.新发展理念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指点迷津
深刻认识新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内涵，深入洞察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的选择充满信心，有理由相信新发展理念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指导意义。
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看，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单一和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一方面过度依赖于石油、天然气、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长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产业往往极其缺乏。一旦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价格波动，必将对国家自身经济造成致命性打击。一些拉美国家还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的束缚，创新动力不足，经济发展长期摆脱不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及很多非洲国家在收获人口红利之后，越来越多地受到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的约束，经济发展陷入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境地。
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方向的迷茫，发达国家的发展同样也危机频发。自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危机之后，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GDP增长率一直经历严冬甚至跌破冰点，零售物价指数多年为负，即使经济稍有复苏然而并不稳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仅依靠虚拟经济带动了些许复苏；欧债危机之后，欧洲主要国家经济几乎停滞，福利也呈现倒退状态。尽管各国政府屡次出台刺激措施，也未能真正见效。
上述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和集中，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均一味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指导其发展实践，并未“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使自身深陷泥沼、难以破局。中国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体系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致使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以探寻繁荣之道，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也在反思其理论弊端。中国的新发展理念能够为这些长期陷入发展问题的国家提供借鉴。无论是陷入发展困局的发展中国家还是难以复苏的发达国家，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只有由资源、要素或是金融、房地产等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在经济泥潭中找到支点。当然，发展的内涵更为广泛，以“创新”为中心基点，发展中国家只有着重加强“协调”“绿色”“开放”三者的协同，才能挣脱发展羁绊，走向共同繁荣；而发达国家则应着重加强“协调”“共享”二者的协同，才能真正走上复兴之路。
4.新发展理念对指引中国参与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发展问题和矛盾凸显。新发展理念正是切入了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特别是清楚展示了中国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特色，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想，因而引起了各国的关注。
当下世界各国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一国的发展不会“独善其身”，一国的繁荣必将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息息相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我们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各国人民。”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连续多年超越欧美最发达国家，201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8%，2015年仍在25%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和最大稳定力量。无论是在以发展为当务之急的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寻求复苏之路的大部分发达国家，中国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中国正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话语体系，经济力量不断壮大，国际地位日渐提升，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兼论古今，中国的发展理念已经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表率，无数现实中的例子就是最好证明。就创新而言，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辨对日本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对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农业基本法的确立等起到了推动作用；就协调而言，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再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针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所付诸的努力；就绿色而言，中国在全球生态保护中一直勇于承担大国责任，以身作则践行低碳绿色发展理念，如2015年6月，中国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具体指明了中国2020年至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就开放而言，中国致力于建设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重塑世界经济话语体系，并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的世界共享，诸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丝路基金的大力筹措，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来源；就共享而言，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共建与共享提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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