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吕梁市还不叫吕梁市，叫吕梁地区；吕梁地区的行署所在地还不是市，是离石县。接到吕梁高专的录取通知书，感觉可以跳出农门了，但没有想象的那样快乐。
一门心思想的是跑到远远的地方读书，报志愿只报了南方的一所大学，没想到没达分数线，被调配到吕梁。那时，吕梁的煤矿没有后来那样崛起，吕梁差不多就是贫困的代名词，想到三年大学将要在这样的地方读完，心情灰蒙蒙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去吧，离石离我们的距离也近千里，差不多相当于去外省读个大学。确实，离石离家乡的距离不比北京近。
捧着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上路了。早上五点多出发，走了四个多小时，才到太原。市内换车，再在大山中穿行五六个小时，穿过一个叫薛公岭的陡坡，终于到离石了。那时，还没有所谓的高速路。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进了校园，人声鼎沸，感觉像大学了，但陈旧的楼房、狭小的校园，还是让人打不起精神来。报到之后，才知道中文系上课的地方在理工部，离本部居然还有段距离，更让人意外的是，那段路居然还没有硬化，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像去乡下赶集。后来知道高专确实在一个叫后瓦的村里，我们便戏称自己的学校叫后瓦大学。
上课开始了，忽然觉得这个学校能让人开心的地方还不少。首先有一帮充满理想朝气飞扬的同学。每天从住宿的本部到理工部，那段尘土飞扬的路成了我们青春纵横的跑道，大家刚从高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谈文学似乎是最好的交流方式。谈论最多的是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这些出身平凡的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渴望有场轰轰烈烈的人生。我的心在远方，像其他同学一样开始学交谊舞，周末在学校的阶梯教室看名著改编的电影，小心翼翼追求自己喜欢的女生之外，还报了学校的散打培训班，开始洗冷水浴……大学生活呈现出它可爱的一面。我们开始接触电脑，第一次进行演讲辩论，就连高专外面的小饭店，也很特别。吃面是称重，把面和好吃多少称多少，男生一般半斤，女生二两、三两。有段时间，我们宿舍的人不吃早饭，中午下了课结伴到一家小饭店要两盘过油肉，几碗白皮面，你一筷，我一筷，眨眼间被狼吞虎咽，以后再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面。后来我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篇《我们迅速老去》的小说，发表在云南的《大家》杂志上。
更让我们开心的是中文系的老师。康序、陈颖灵、刘守文、张宏安、王春林等一位位老师性格迥异，但都好像和我们是一类人。
王春林老师并没有给我们直接带过课，他带的是比我们高一级的课，上完就调到山西大学了。但是听过他讲金庸。这种初中、高中时被视为闲书的武侠，在大学里被老师端庄地捧出来，让人惊讶，很快让人觉得他是同道。他讲的侠义精神是什么忘记了，但他胖乎乎的身子，乱蓬蓬的大胡子，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大侠。
那会儿王老师爱和教我们写作的张宏安老师结伴而行，王老师矮胖，张老师高瘦，他们在一起好像说相声的，似乎总是辩论。我们在远处听不清他们在辩论什么，觉得他们有着我们不知道的武功秘籍，掌握了就会成为绝世高手。无幸多听王老师的课，张老师却给我们上了几学期课。张老师上课铿锵有力，每一个字仿佛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是像内功高手从丹田里吐出来的，随着他巨大的喉结一滑一滑，钉子似的钉进我们脑海里。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写作了，对于一直写作文的我们，写作是什么并不清楚。张老师给我们讲各种文体，讲世界名著，讲当时正是热闹的先锋文学。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这样写东西。他鼓励我们放开写，努力写长。从作文到文章，短和长似乎只是篇幅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逻辑能力、思维能力发展的过程。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能把千把百字的作文写成万八字的文章了，张老师有一天说，你们写这么长的文字，不能分开几章吗？这在现在看来，很是简单，当时无异于醍醐灌顶。张老师喜欢从这些小的方面入手，讲文理、讲结构、讲构思，让我们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张老师还经常在课堂上表扬文章写的好的同学，我也有幸被表扬过几回，有了点儿写作方面的自信。
刘守文老师是张老师的好朋友，大一的时候就听说他是才子，到了大二，刘老师开始给我们带班主任，他们搭档，迎来了那届的黄金时代。刘老师不教写作，但他鼓励写作，他认为师范类的中文系不光是培养老师，也应该培养作家。刘老师的经济比较窘迫，没有楼房，在操场边上有一间狭窄的屋子，一家四口挤在那里面，但他让我们羡慕的是他家有几排高大的书柜，里面满当当的都是好书，好像柜子上还贴着“书概不外借”之类的纸条。张老师说，刘老师爱书，走到哪里都要把钱都买了书。受他的影响，我也爱买书，结婚的时候，连电视都没有，但存了几千册书。刘老师除了鼓励我们写作，还鼓励我们做学问，要求我们每人从图书馆借上教育方面的书学习研究。我研究的是近代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二十年过去了，做的笔记还在。也大概从那时开始，培养了点儿自主研究的兴趣，终身受益。刘老师爱抽烟，经常抽的是很普通的公主烟；刘老师很尊重自由独立，最为推崇的是北大精神；他还爱写毛笔字，在我们眼中是一位真名士。
康序老师和陈颖灵老师年长些，是夫妻，康老师很少笑，陈老师经常笑。康老师教古代文学，大三时，课程少了，有的同学为了听康老师的课，专门每次从很远的地方赶来；陈老师教文学概论，同学们很喜欢听；康老师搞评论，有几篇关于某著名作家的评论很被作家本人肯定，还给他写信来交流；陈老师业余写作，有篇小说《借你的裙子我舞一回》至今记忆犹新。康老师在吕梁教育界威望很高，82年毕业分配就进入学校工作了，弟子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成了康老师家里的常客，有些什么问题，除了请教刘老师，还喜欢请教他。我觉得他像神一样，判断什么都不会出错，即使毕业之后，人生中遇到难题，还经常打电话向康老师请教。那会儿，康老师就告诉我们，上了社会，不能忘记读书，每天至少应该拿出一小时读书。他讲这些的时候，陈老师和我们一起眼睛亮晶晶地听。夏天，她经常说，杀一只西瓜，也是从她那儿，第一次听到切西瓜用杀。康老师讲着，到了他的读书时间，他读书去了，陈老师继续陪着我们聊天。
那时中文系有个树人文学社，大二的时候，文学社进行征文比赛，我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写了个几千字的短篇《佛缘》，那是人生写的第一篇小说，没想到获了二等奖，奖金是一些购书劵，我选了房龙的《宽容》。这次获奖使我在中文系有了点儿小小的名气，后来因为对生活不满意，选择文学这条路，与这次奖励关系很大。
后来，离石撤县设市，本部与理工那边硬化了道路，读大三的那年香港回归，一切的发展是那么快。一切都好像刚开始，转眼就要结束。毕业那年实习的时候，我经历了父亲的重病。马上就要毕业时，宿舍的好友因为阑尾炎做手术发生医疗事故，我们一起去医院监督尸体解剖，到太平房给他换衣服。在此之前，谈了人生第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每次事件，老师们几乎都站在我们这边，我觉得跑到这个边远的地方，找到了一群值得尊敬的人，自己渴望以后也变成这样的人。
入学之初，满怀憧憬希望，毕业之后，回到老家教小学，发现人生远比想像的艰难，母校埋下的种子便开始发芽，吕梁山深处的这群老师、这所母校，涌现出源源不断的力量来，这时灰蒙蒙的天空下便出现一块铮亮的“后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亮。
校友简介：
杨遥，原名杨全喜，吕梁高专1995级中文系27班学生。1998年毕业，在代县阳明堡镇教小学、初中；2003年到代县政府办工作；2007到代县上官镇任副镇长；2008年借调到忻州市委宣传部；2011年到山西省作协工作。2017年到隰县挂职副乡长，2018年到北京就读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现为山西省作协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
200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在《五台山》《山西文学》《黄河》《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大家》《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近200万字，多篇作品入选《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北京文学选刊》《长江文艺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2005、2009、2011、2015、2017年度作品选，以及《小说选刊十年选》。短篇小说集《二弟的碉堡》2009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出版《硬起来的刀子》《我们迅速老去》《流年》《村逝》《柔软的佛光》等小说集。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纯小说年度金奖”“山西文学优秀作品奖”“黄河优秀小说奖”“山西文学院优秀签约作家奖”等奖项。
学院官网
宣传部网站
